从“堵点”到“亮点”：深港胸痛协同如何催生中国方案全球出海 | 2026 CCPCC
2026-05-28 16:46:48
2012年，姚启恒教授从香港“北上”，成为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心内科的早期搭建者之一。彼时，内地医疗体系尚在完善之中，深圳患者赴港求医是常态。十多年后，这位身兼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助理院长、心脏血管研究所所长、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心内科顾问医生、教研室主任的专家，观察到一个巨大的反转：曾经是深圳人跑去香港看病，如今是香港人涌入深圳就医。
在2026年第15届胸痛中心大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百姓健康频道（CHTV）专访姚启恒教授。围绕深港医疗协同的堵点与胸痛救治的效率革命，这位拥有双城十五年执业经历的专家，给出了一个并不流于表面的判断。在他看来，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哪边水平更高”，而是：当两地能力逐渐拉平之后，什么才是决定救治成败的隐形变量？
制度差异，
才是真正的“隐形堵点”
姚启恒教授在访谈中回忆起十多年前刚到深圳时的情景。那时候内地的医疗体系还在完善当中，很多东西都在摸索。但经过这些年的医疗改革、卫健委的支持，加上医生自身能力的提升，他发现深圳的医疗水平已经“非常非常高”，跟香港“基本上差不多了”。
水平拉平了，堵点还在。姚启恒教授认为，问题出在两地医疗制度的底层逻辑上。
香港公立医院的体系和内地完全不同。内地病人用医保看病，选择很多——今天去A医院，明天可以去B医院。但在香港，一个病人如果想看公立医院的心内科医生，可能要排半年甚至一年的队。而且，一旦在某家公立医院看上了，就不可以再跑去另一家公立医院找别的心内科医生。
正是这种制度落差，反而让越来越多的香港病人主动往内地跑。姚启恒教授总结了三个原因：有选择的权利，价钱比香港私家医院便宜，时间快、效率高。
放到胸痛救治这个“时间就是心肌”的领域，这套逻辑的效果更加明显。内地的胸痛中心做得“特别好”，系统效率高、协同单位成熟。姚启恒教授举了一个例子：香港玛丽医院之所以下决心做胸痛中心，就是看到了内地胸痛中心平台的诸多优点，决定把这些做法带回香港。
换句话说，深港之间的制度差异，反而成了一种吸引力。内地经过十几年打磨出来的胸痛救治模式，已经开始反向输出，推动香港医疗的自我改进。
软差距，在诊室之外
制度与技术之外，姚启恒教授指出了另一个常被忽略的维度：两地公众的健康素养存在明显差距。
香港人均寿命全球领先，这与其市民的健康意识密切相关。姚启恒教授分析，香港居民比较注重自身健康，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把握得较好，对身体的了解程度普遍较高。这种能力直接体现在医患沟通上——病人能清晰描述自己的问题，医生就能更快、更有效地做出判断。
反观内地，姚启恒教授观察到，工作压力大、“996”比比皆是，内地居民对自己的健康往往缺乏足够认知。他举了一个在临床中反复出现的场景：医生判断需要手术，病人却觉得“我没什么问题”。这种认知错位在胸痛救治中尤为致命——患者不觉得自己有病，就不会及时就医，等到症状明显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窗口期。
姚启恒教授认为，救治链条真正的“第一公里”，是提升公众对自身健康的了解。他建议观众，应多看权威、专业的科普节目。这背后是一个严肃的道理：再成熟的胸痛中心、再高效的转运网络，如果患者自己没有预警意识，一切都无从谈起。健康教育的价值，恰恰在于填补这段诊室之外的距离。
AI不是“魔法”，
是更准的标尺
AI能不能帮120或者基层医生在患者到达医院之前，判断出谁是需要立刻转运的高危胸痛患者？姚启恒教授认为：可以。
但他随即补充，AI“只是一个手段”，不是什么高智能的“魔法”。它本质上是通过大量数据训练出来的模型，帮助医生更有效地评估患者是否存在心肌梗死等疾病。姚启恒教授比喻：目前，AI就像一个“新玩具”，而人类则像一个刚接触这个玩具的稚童，还在学习和探索使用技巧的阶段，难以完全驾驭。但是，随着诊断方法的不断优化、更多精准数据被“喂”给更多医疗大模型，AI已逐步成为临床医生的得力助手，甚至帮患者自查、早期发现严重疾病。
具体到循证研究及临床实践，姚启恒教授分享了两组发现。第一，通过人工智能，可以识别出30%原本可能不需要放支架的病人。以前的标准是血管堵了70%就放，但AI能帮医生挑出那些没必要放的人，避免过度治疗。第二，AI能更精细地圈出高危人群，尤其是糖尿病患者。新型降糖药对这部分患者保护作用更明显，AI等于帮医生找到了“谁最该吃这个药”。
姚启恒教授强调，AI没有创造一套全新的东西。国际上早就有了高危、中危、低危的分层表格。AI做的，是“把我们现有的架构、规范优化了，给患者更准确的评估和诊断”。它并非颠覆已有的医疗流程，是赋予更多的精准与效率。对于基层医生和120急救人员，这意味着患者还没到医院，AI就能帮着判断谁最该立刻转运。该放支架的及时放，不该放的别白放——AI在胸痛救治里的角色，朴素，但关键。
香港胸痛中心的“新角色”：
超级联络人
中国内地的胸痛中心体系已运行十五载。姚启恒教授评价，在胸痛管理模式的成熟度方面，中国胸痛中心体系在全球范围内首屈一指，无出其右。
这样一个成熟的体系，香港能做什么？不是来当学生，而是做“超级联络人”。
香港的国际化程度高，恰好承担起一个关键角色：把内地的胸痛中心理念推广出去——大湾区、澳门，乃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姚启恒教授将目标凝练为一句话：降低胸痛病人的死亡率，更快、更精准地锁定问题。
中国胸痛中心体系成熟且有效，欠缺的只是一个通向全球的接口。香港就是这个接口。它不是起点——起点在内地一座座运行多年的胸痛中心里。用姚启恒教授的话说，香港是一座“驿站”，一个放大器和翻译器，将“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通行的语言。
从香港病人北上就医，到中国胸痛标准南下出海。姚启恒教授十五年的双城经历，恰好见证了这场反向流动。医疗协同的终点，从来不是谁学习谁，而是让更多生命在更短的时间内被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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