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性猝死每年夺去中国70万至80万人的生命，超过70%的猝死归因于冠心病，这意味着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经胸痛中心救治成功后，出院面临的猝死风险构成了死亡的另一重要维度。当院内死亡率从10%降至3%，院外猝死防治正成为心血管救治体系无法回避的下一个命题。

2026年胸痛大会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百姓健康频道（CHTV）对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景峰教授进行了专访。王景峰教授将讨论的焦点从急性心肌梗死院内救治的“黄金时间”，延伸至院外心脏性猝死防治的“认知盲区”，提出一个核心判断：降低死亡率的关键，不仅在于医疗体系的完善，更在于公众对疾病先兆信号的识别能力与科学运动观念的建立。

猝死逐年高发，

胸痛防治需延伸院外

中国心脏性猝死的流行病学数据呈现出令人警醒的变化轨迹。2009年的报告显示，中国每年约有54万例心脏性猝死；而2020年基于急救医学服务系统的真实世界数据表明，这一数字已攀升至每年70万至80万例，中国已成为全球心脏性猝死病例最多的国家。在这一庞大数字背后，超过70%的猝死归因于冠心病，这意味着急性心肌梗死的院内救治成功，仅仅是整个防治链条的第一环。

猝死防治的认知

与基层路径

心脏性猝死虽然发病急骤、进展迅猛、死亡率高，但其发生并非完全不可预测。王景峰教授强调，猝死是一种可防可控的疾病，关键在于对高危患者发病前蛛丝马迹的及时发现与干预。

从症状学角度，心脏性猝死的先兆信号具有明确的临床识别价值。对于已确诊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近期出现活动后胸闷、心慌、气短，尤其是夜间阵发性发作，以及牙痛、左肩痛等不典型放射痛，往往提示心肌缺血加重或病情出现新的变化。对于既往身体健康的人群，若近期新发上述症状，包括容易疲劳、夜间睡眠中突然憋闷或憋醒等情况，同样需要进行全面检查以排除心脏原因。这些先兆症状的识别与重视，是阻断猝死链条的第一道关口。

然而，症状识别能力的提升不能仅依靠个体自觉。当前，胸痛中心的网络已从城市三甲医院下沉至县域医院，并通过胸痛单元的建设延伸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理论上实现了物理覆盖。但王景峰教授认为，物理距离的缩短并不等同于救治效率的提升，真正的瓶颈在于公众对心脏性猝死高危信号的识别能力严重不足。尽管胸痛单元已将触角延伸至社区医疗服务中心，但大众对冠心病防治及心脏性猝死的重视程度仍未达到理想水平。

这一现实揭示了猝死防治的核心矛盾：医疗体系的可及性已经建立，但公众的健康素养尚未同步跟进。将“先兆识别”纳入胸痛中心的健康教育体系，推动从“以救治为中心”向“以预防为中心”的范式转型，是降低院外猝死率的必要路径。这需要医务人员与公众形成双向互动，医生提供准确、规范的健康指导，公众建立主动关注自身心血管健康的意识。

科学运动可控制猝死风险，

盲目运动才是隐患

运动相关猝死事件引发的恐慌，形成一种“因噎废食”的误区。王景峰教授强调，运动本身并非猝死的直接诱因，缺乏个体化评估的盲目运动才是风险根源。生命在于运动，适度运动对维护心血管健康具有明确益处，慢跑、快走等有氧运动对大多数人群而言是安全且有益的。

对于已有心脏病基础的人群，马拉松等高强度运动需要经过严格的心肺功能评估。通过心肺功能评估仪器，可以量化个体的运动耐受阈值，开具精准的“运动处方”包括适宜的运动类型、心率上限及主观感受极限。超过个体耐受极限的运动强度才是风险的真正来源，而非运动行为本身。

对于无基础疾病的健康年轻人，若没有遗传性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危险因素，一般无需过度担忧。王景峰教授特别指出，年轻人猝死往往因涉及公众人物而引发社会高度关注，造成“猝死年轻化”的错觉，实际上猝死仍然更多地发生在老年器质性心脏病患者中。遗传性心脏综合征如Brugada综合征、长QT间期综合征、短QT间期综合征、特发性室性心动过速（室速）与心室颤动（室颤）等，是年轻人猝死的主要病理基础，对此类高危人群的筛查与预警才是干预重点。

猝死的多维干预路径

心脏性猝死的防治需要建立在对病因谱的完整认知之上。尸检研究表明，在35岁以下的年轻猝死患者中，约24%归因于既往未被识别的冠心病，即患者生前无明确诊断，但解剖发现冠状动脉已存在病变。除冠心病这一首要病因外，心肌病、高血压性心脏病、心脏瓣膜病等器质性病变构成猝死的主要疾病基础。另有部分患者平时看似心脏结构正常，实则存在隐匿的心电生理异常，遗传性心脏综合征群体平时外观健康，但心脏已存在离子通道功能或传导系统的病变，在特定诱因下可触发恶性心律失常。此外，过度疲劳、长期熬夜、精神压力过大等生活方式因素，虽非直接病因，但可作为“引爆因素”作用于潜在的心脏病变基础，显著增加猝死风险。这一病因谱的复杂性提示，猝死防治必须覆盖从结构性病变筛查到生活方式干预的全链条。

在急救技术层面，自动体外除颤器（AED）的普及为院外急救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但王景峰教授指出，设备可及性与公众实际使用意愿之间存在显著落差。公众对急救操作后果的顾虑、对法律责任边界的担忧，制约了AED在紧急场景下的实际效用。完善急救免责机制、加强公众急救技能培训，是释放AED社会价值的前提条件。与此同时，植入式心脏复律除颤器（ICD）作为高危患者体内的持续监护装置，其临床价值尚未被充分认知。ICD可持续监测心律并在发生恶性心律失常时自动除颤，是针对已发生心脏骤停或高度危险患者的预防性干预手段。然而，美国每年植入超过20万台ICD，而中国目前年植入量仅1万余台，这一差距既反映了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也提示公众对猝死预防性干预的认知仍有待深化。

技术普及的瓶颈，最终指向更基础的健康教育层面。在基层科普实践中，王景峰教授观察到两种值得警惕的现象：因信息过载导致的“健康焦虑”，部分公众将正常生理反应误判为疾病前兆；以及因知识匮乏造成的麻痹大意，对明确的高危信号视而不见。科普的本质是科学普及而非情绪渲染，基层医生作为科普的第一线，其知识储备的准确性与表达方式的通俗性，直接决定了健康教育的实际效果。提升基层医生科普能力，需要学会与协会发挥规范化引导作用，建立标准化的科普内容输出机制，避免“乱科普”对公众造成误导。

结语

胸痛中心十五年建设降低的是院内死亡率，而心脏性猝死防治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院外场景。从70万至80万的年发病数字，到AED与ICD的应用落差，再到公众认知的结构性盲区，王景峰教授在本次访谈告诉我们：心血管救治体系的完善，终究需要回归到“人”的层面，个体的风险识别能力、科学的健康管理观念，以及面对疾病时既不恐慌也不轻视的理性态度。当胸痛中心的制度优势与全民健康素养的提升形成共振，才是真正降低中国心脏性猝死负担的完整路径。

视频链接：王景峰教授：补齐认知短板，筑牢心脏性猝死防线 | 2026 CCP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