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健：从“带瘤生存”到“带瘤优质生存”, 肿瘤心脏病学重塑长期生存 | 2026全国科普月主题活动
2026-09-15 20:02:42
一个肿瘤患者，手术前发现了严重冠心病，究竟应该先治肿瘤，还是先治心脏？看起来是两个专科各自的问题，落到患者身上，却可能变成一道必须同时作答的难题：心脏治疗等得起，肿瘤却未必等得起；肿瘤先治，又可能把心血管风险带到手术台上。
9月12日，在北京陆士新医学基金会主办的2026首都国际肿瘤大会下午场分论坛暨“全国科普月·肿瘤防控宣传主题活动”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冠心病中心主任吴永健教授走上肿瘤学术讲台，发表《从“带瘤生存”到“带瘤优质生存”——肿瘤心脏病学的主动干预与长期照护》主题报告。
一位心血管介入领域专家，为什么把目光投向肿瘤患者未来5年、10年的心脏？答案，藏在一个越来越现实的医学变化里：当患者越来越能够从癌症中活下来，医学需要面对的，就不再只是“能不能治好肿瘤”，而是“活下来以后，怎样继续活得好”。
当两个疾病开始“互相耽误”，肿瘤与心脏不再是两条平行线
“50岁之前，各个病就是各个病；到了70岁以后，一个人往往不会只得一个病。”吴永健教授指出，共病时代正在改变临床医学的一件事：疾病正在从彼此独立，走向彼此牵连。
心脑血管疾病与肿瘤，本就是老年人群中最常见、也最沉重的两类健康威胁。随着年龄增长，两者越来越容易在同一个人身上相遇。过去，医生可以围绕自己的专科处理问题；但当患者同时背负肿瘤和心血管疾病，两个专科的治疗决策便不再是简单相加，而是直接影响彼此。
临床上，这种冲突往往从一次术前评估开始。吴永健教授举例：一些肿瘤患者准备接受手术，检查却发现存在心脏问题。心脏问题不解决，麻醉科无法实施麻醉，外科也不敢贸然手术，患者只能先去处理心脏疾病。但心脏治疗之后，又可能面临较长时间的抗栓治疗；对于进展中的肿瘤而言，这段等待就可能成为风险。
“肿瘤等不起”——这不是两个科室之间“谁更重要”的问题，而是患者的两种疾病开始争夺同一个治疗时间窗口。
与此同时，肿瘤医学本身也在发生变化。随着手术、放疗、化疗等治疗不断进步，越来越多患者能够获得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生存。过去，患者最需要解决的是“能不能活下来”，治疗后的远期问题往往尚未成为最迫切的议题；而当生存期不断延长，另一个问题开始浮现：肿瘤治疗留下的长期影响，可能成为患者未来健康的一部分。
吴永健教授团队长期研究化疗对冠状动脉的损伤机制。2024年发表于Life Sciences的研究系统梳理了化疗导致冠脉损伤的几种病理表现：急性血管痉挛、急性血栓形成、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发展以及微血管功能障碍。这意味着，肿瘤治疗对心脏的伤害并非笼统的“副作用”，而是有明确机制、可被识别和干预的病理过程。放疗、化疗以及肿瘤本身引起的身体变化，可能从冠状动脉、瓣膜、心肌等多个层面造成损伤，最终发展为心衰、房颤等问题。
所以，对于部分患者而言，闯过肿瘤这一关，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结束；真正需要防范的，可能是接下来出现的“第二关”。
因此，肿瘤心脏病学真正需要解决的，并不是肿瘤患者“有没有心脏病”这么简单的问题，而是当肿瘤与心血管疾病同时进入一个患者的生命进程后，医生该如何重新排列风险、判断先后，并为彼此让出治疗空间。肿瘤治疗改变着心脏的未来，心脏状况又反过来决定肿瘤治疗的节奏——疾病之间由此形成的，已经不是简单的并存关系，而是一种会持续改变临床决策的相互作用。
为什么心脏科医生要学会“让路”？
对于同时面对肿瘤与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心脏治疗的目标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调整：不再只追求“把心脏问题处理得最彻底”，而是要服从患者整体治疗目标。
过去，面对复杂冠心病，心脏科医生的思路是尽可能处理充分——该放支架就放支架，分叉病变、左主干病变、钙化病变，复杂病例甚至可能放置七八个支架。完成介入后，再按照心脏疾病本身的治疗要求，进行较长时间的抗栓治疗。吴永健教授指出，这套逻辑在单纯心脏病患者身上没有问题，但当患者同时患有肿瘤，情况则完全不同：心脏治疗所需要的恢复时间和抗栓周期，可能正好与肿瘤治疗争夺同一个时间窗口。
面对同时需要接受肿瘤手术的患者，心脏科不一定把所有冠脉病变全部处理掉，而是优先处理最不稳定、最严重、真正影响麻醉和手术安全的病变。对部分患者，介入方式也需要重新考虑。如药物球囊，把药物直接贴附在病变处，患者可能一个月就完成修复，大大缩短了后续双联抗血小板治疗（DAPT）时间。过去一些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进入下一阶段治疗的方案，在肿瘤患者身上需要重新权衡，因为“肿瘤等不起”。
“要为其他治疗让出空间，提供便利，不能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吴永健教授指出：过去，治疗是否“做好”，更多由单个专科的治疗目标来衡量；而面对肿瘤与心血管共病，医生需要重新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心脏治疗，最有利于患者接下来完成肿瘤治疗？
因此，心脏科不是“暂缓治疗”，而是改变了治疗的优先级和目标——从追求某一个专科的治疗最优，转向追求患者整体治疗最优。
这种“让路”也自然延伸到“双向管理”：心脏科需要了解肿瘤的分期、治疗进程和紧迫性；反过来，肿瘤科也需要在治疗前完成心血管基线风险评估，在治疗中监测心脏毒性，这是双向管理得以成立的前提。真正的多学科协作，不是几个科室把各自最好的治疗方案简单叠加，而是让每个专科都愿意调整自己的治疗方式，为患者最终的整体获益让出空间。
从“诊断—治疗”到“评估—诊断—治疗—康复”
“让路”改变的是具体决策，但它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变化：医疗模式本身正在从两段变成四段。
吴永健教授指出，过去看病的模式就是诊断、治疗两条，现在整个医疗过程已经变成了四个环节——评估、诊断、治疗、康复。
评估为何被置于首位？吴永健教授解释，这意味着医生不只是判断患者“有没有病”，还要在治疗之前提前回答：这个手术有多大的风险？做完以后患者能维持多少年？未来可能出现什么问题？他指出，如今手术风险已经可以通过危险评分进行量化，远期预后也需要纳入判断，甚至要考虑患者接受治疗之后未来能够维持多长时间。治疗不再只是针对当前病灶制定方案，而是在治疗之前，就将患者的潜在风险纳入决策。
对于肿瘤与心血管疾病共病的患者，这种评估尤其重要。患者既有肿瘤本身的危险分层，又有心脏疾病的危险分层；既往肿瘤治疗史、当前肿瘤分期或治疗阶段，都会影响下一步心脏治疗决策。医生面对的已不再是单一诊断问题，而是一组彼此关联的风险判断。
治疗完成，也并不意味着评估结束。吴永健教授强调，患者出院后，仍需定期进行综合评估，以动态更新对疾病状态和风险的判断。他指出，超声、CT、动态心电图等检查，不仅用于筛查疾病，更用于帮助医生动态评估患者风险。
这正是他提出“看病”与“治病”需要重新理解的原因。手术技术精湛的医生，未必擅长判断复杂患者当前应优先处理什么、什么可以暂缓、什么风险不容等待。对于共病患者而言，难点往往不在于某一项技术如何实施，而在于如何在多个疾病、多个治疗方案和不同时间节点之间，作出当前最优决策。
当患者的疾病越来越复杂、治疗周期越来越长，医生需要处理的信息也越来越多。吴永健教授指出：在肿瘤心脏病学的评估链条上，人工智能（AI）已经开始承担具体角色——从心电图和心脏超声数据中识别高风险患者，在长期随访中动态追踪风险变化。
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AI替代医生，而是当医学开始面对一个人的长期疾病轨迹时，仅凭有限的时间与认知能力，很难完成所有信息的整合，新的工具将帮助医生把这些分散的信息重新整合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看，肿瘤心脏病学所推动的，并不只是两个专科之间的协作方式变化，更是临床医学观察患者方式的变化：医生需要管理的，不再只是单一疾病事件，而是一个人从治疗前、治疗中到治疗后的完整风险轨迹。
结语｜“带瘤优质生存”，终点不是把病治完，而是把人生接住
从“带瘤生存”到“带瘤优质生存”，两字之差，指向的是肿瘤治疗评价标准的位移。
过去，肿瘤治疗的成功，更多以肿瘤是否控制、是否缩小、是否不再复发来衡量。当越来越多患者能够获得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生存，这个标准正在被重新审视。吴永健教授所强调的，不只是肿瘤与心脏两个学科的协作，而是一个更根本的判断：肿瘤治疗改变着心脏的未来，心脏状况又反过来决定肿瘤治疗的节奏。治疗的目标，正在从“活下来”转向“活得好”，从“治肿瘤”转向同时守住心血管健康，从在医院内完成一次治疗，转向医院前后持续管理一个人的长期健康。
吴永健教授指出，医疗最终不应局限在医院里，而是要走入社会，才能体现出医疗的温度。这句话回扣了他在服贸会上的角色转变——从医院走出来，向公众传递新的医学理念。当肿瘤患者闯过疾病这一关之后，医学真正要做的，是让他们拥有尽可能完整、持续的生活，而不被另一个本可以提前防范的疾病轻易打断。这，才是“带瘤优质生存”的真正含义。
本文内容仅供健康科普参考，不构成诊疗建议。如有不适，请及时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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