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贡毕力格教授：肿瘤治疗不能只盯着病灶，真正的整合是让医学重新看见“人” | 2026首都国际肿瘤大会
2026-09-17 19:32:08
肿瘤科医生最怕的，其实是在影像学报告和患者本人之间出现一道裂缝。病灶明显缩小，肿瘤标志物回到正常范围，但患者坐在面前说的是另一番话——“我不想治了”，或者治疗结束了，病灶消失了，却整夜睡不着，吃不下饭，害怕复发，比化疗期间还痛苦。
这些场景在肿瘤科并不罕见，却很少被写进病历，也很少被纳入“疗效评估”。如果这些状态会影响患者对后续治疗的接受度、康复质量甚至生存结局，它们到底算不算“疾病的一部分”？如果算，为什么我们的临床路径里，没有它们的位置？
9月12日，在北京陆士新医学基金会主办的2026首都国际肿瘤大会上，中国抗癌协会中西整合民族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纳贡毕力格教授接受专访时指出：肿瘤给患者造成的心理打击和创伤，往往比其他疾病更为严重；而打击越重，患者对心理支持的需求就越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空间也越大。
如果一个人身体里的肿瘤已经被“解决”了，但他作为“人”的那一部分仍然活在恐惧、孤独之中，那么医学到底治好了什么？
纳贡毕力格教授强调，“病有来处，必有去处”。疾病从哪里来，决定了它应该从哪里被解决。现代医学擅长处理“肿瘤在哪里、怎么切、怎么杀”，但肿瘤患者心理层面的恐惧、孤独和放弃，是否有来处，又是否有去处？这是他一直以来试图回答的问题。
打击越重，需求越强：肿瘤患者为什么需要“群体”？
对于这个问题，纳贡毕力格教授的答案并不复杂：癌症带来的心理打击，往往比其他疾病更重。患者面对的不只是一次诊断，还有对疾病、治疗和未来的持续不确定。当这种心理冲击更强，患者对心理支持的渴望就越高。
癌症患者对“我能好起来”的渴望，本身就比很多疾病患者更强烈。这种渴望不是软弱，而是治疗可以调动的资源。问题在于，它有没有被治疗环境接住。
纳贡毕力格教授的做法，是把患者放进群体。他借助的是心理学上的心理感应机制，或者说心理感染机制：一群人当中有几个人情绪跌落，可能干扰所有人；有几个人心情特别愉悦，也可能同时影响到其他人。治疗过程因此不是医生逐一去劝患者“想开一点”，而是利用群体情绪互相影响，在治疗过程中一直提倡积极、有力的思维，带动大家的情绪发生共同改变。
但群体效应真正不可替代的地方，在叙事。纳贡毕力格教授指出，叙事对患者自身起到一种“熟悉的作用”——讲述的过程，本身就是重新梳理和接纳疾病的过程。而同一段叙事放在群体当中，又会对其他患者起到“鼓励的作用”。当一个病友说自己的病好了，而且他比我还严重，患者心里会自然生出一句：他曾经病得比我重，现在他都好了，那我肯定也能好。
这种来自病友的参照，比医生的鼓励更直接。
而在他看来，比情绪和叙事更值得关注的，是癌症患者常常陷入的另一种状态——孤独。尤其面对疑难疾病时，一个人很容易产生一种感受：别人都不真正知道自己正在经历什么。群体叙事提供的恰恰不是一句“想开点”，而是让患者发现，自己的恐惧、挣扎和治疗经历，并非无人能够理解。
纳贡毕力格教授指出，群体互动所改变的，未必首先是肿瘤本身，而是患者面对疾病时所处的位置：从一个独自承受疾病的人，重新回到一个能够交流、能够观察他人、也能够给予他人力量的群体之中。
这也是纳贡毕力格教授多年临床实践的观察：对于一个正在与癌症搏斗的人，有时最有力量的治疗语言，不是医生告诉他“还能怎么办”，而是另一个走过相似经历的人告诉他——我走过来了，你也可以。
从情绪到身体：群体互动，究竟改变了什么？
如果说群体互动首先改变的是患者面对疾病时的心理状态，那么一个更值得医学界追问的问题随之出现：这种心理变化，会不会进一步影响身体？
纳贡毕力格教授的判断是肯定的。他认为，人的心理和身体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系统，情绪状态的变化可以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等途径作用于机体。因此，群体治疗的价值不能只停留在“让患者心情好一点”——如果患者从恐惧、孤独和无助中走出来，重新建立治疗信心，甚至改变睡眠、行为和治疗依从性，那么它影响的就已经不只是心理层面。
事实上，这套方法并非没有临床研究基础。2018年，纳贡毕力格团队在国际期刊Advances in Therapy发表回顾性研究，对361例接受蒙医心身互动心理治疗的慢性失眠患者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患者睡眠状况得到改善；研究同时明确提出，仍需要进一步开展随机对照临床研究，以更严格地评价疗效。 两年后，团队又在Complementary Therapies in Clinical Practice发表食管癌患者试点研究，观察到治疗后患者部分症状、进食问题以及生活质量指标改善。研究规模有限，但至少说明，这套方法已经开始从“临床经验”进入可以被研究设计和量化评价的阶段。
这些研究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不在于已经证明了心理治疗能够直接改变肿瘤，而在于它们把一个很容易停留在经验层面的现象，变成了可以被测量的问题：患者睡得怎么样、症状有没有变化、生活质量是否改善，这些都可以成为临床研究中的结局指标。
纳贡毕力格教授指出，民族医学有自身的特点，一些作用机制目前未必能够被现代医学完整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绕开证据。下一步需要做的，是扩大样本、开展多中心研究，同时更加重视真实世界中的长期临床结果，用更扎实的数据回答疗效究竟发生在哪里、对什么样的患者更明显，以及这种改善能否进一步转化为更明确的临床获益。
从13年临床实践到团体标准：经验开始接受医学的检验
提出一种医学理念并不难，难的是把它放进真实的临床，让它经过长期实践，逐渐形成一套别人也能够理解、学习和实施的方法。
这条路，纳贡毕力格教授已经走了13年：从最初的临床探索，到在108家医院持续实践，再到把多年经验进一步总结为技术规范，他试图完成的，其实正是把一种依赖医患互动和群体作用的临床经验，逐步变成一项可以复制、推广和研究的医疗技术。
2025年，《蒙医心身互动疗法规范》作为内蒙古自治区蒙医药学会团体标准发布[编号为T/IMAAMM 001—2025]，明确了相关术语、技术要求和临床应用范围；包括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鄂尔多斯市蒙医医院、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新疆巴州蒙医医院等多家机构参与起草。
对纳贡毕力格教授而言，这一步的意义并不只是“有了一个标准”，而是多年临床经验开始获得一种更明确的专业表达：哪些是核心方法，治疗如何开展，不同环节如何衔接，都需要被说清楚、固定下来。
这套方法并非只停留在临床实践层面，团队也在持续尝试用学术研究把它的治疗逻辑描述清楚。2022年，纳贡毕力格教授等人在《医学与哲学》发表《蒙医心身互动疗法的叙事特征》，从医学叙事的角度分析这套疗法如何通过患者讲述、群体聆听和重复使用的叙事框架发挥作用。2023年，纳贡毕力格教授等又在《医学与哲学》发表《蒙医心身互动疗法的主要特征》，进一步从心身统一整体观、理论融合性、治疗互动性、叙事性和疗效综合性等方面，对这套疗法的理论基础和临床模式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明确将其概括为具有团体心理治疗、团体叙事治疗特征的一种治疗方法。
从论文发表到技术规范形成，可以看到一条逐渐清晰的路径：先把长期临床实践中的方法和特点说清楚，再尝试建立相对稳定的操作框架，最终形成可以被同行理解和执行的规范。对于一种强调互动、叙事和个体参与的治疗方式而言，这一步的重要性在于，它开始从“医生知道怎么做”，走向“这套方法究竟是什么、如何实施，也能够被研究者进一步讨论”。
纳贡毕力格教授强调，辨证论治决定了临床路径不能“过于死板”，仍需根据不同患者的具体情况灵活调整。换言之，标准化解决的是方法能否被复制，个体化解决的则是方法能否真正适用于一个具体的人。对于心身医学这样的领域，这种边界意识尤其重要：既要把经验沉淀下来，又不能把患者变成流程中的一个编号。
当一个长期存在于临床一线的经验，正在逐步进入更大的医学讨论空间——它开始有了规范、有了研究，也有了等待更大规模证据检验的基础。对于纳贡毕力格教授而言，这或许比单纯证明一种疗法“有效”更重要：他正在做的，是把一个临床问题真正变成一个可以被整个医学界讨论的问题。
真正的“整合”，不是把几种疗法放在一起
临床上，最需要整合的，往往不是治疗手段，而是患者在不同阶段面对的问题。
纳贡毕力格教授指出：当肿瘤病灶、躯体疾病处于主导地位时，现代医学应当承担起控制疾病的任务；病灶得到处理、患者进入恢复期后，可以更多关注身体功能和康复；如果焦虑、抑郁、沮丧、无助成为主要困扰，则需要心理医学介入。对同一个患者而言，不同医学力量并不一定同时出现，而可以随着病程变化不断调整。
这种思路让“整合”摆脱了简单的疗法叠加。不是把现代医学、传统医学和心理干预统统放进治疗方案，而是先判断患者此刻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再找到最合适的力量介入。病灶需要消除，就解决病灶；身体需要恢复，就解决功能；心里已经被疾病困住，就先把人从这种困境里“带出来”。
纳贡毕力格教授强调，“协同”二字看起来简单，但要真正落到临床，却意味着诊疗思维的变化——医学关注的不再只是“这个病用什么方法治”，还要进一步追问，“这个人在这一阶段最需要什么”？
整合不是拼盘，而是时序。什么时候该谁上，比谁“更厉害”更重要。
结语｜医学越精准，越不能把患者缩小成一张检查单
肿瘤医学过去几十年的进步，某种程度上是一场不断“看得更清楚”的过程：从看见肿瘤，到看见细胞，再到看见基因和分子改变。治疗因此越来越精准，患者也因此获得了过去难以想象的生存机会。
但医学越往前走，一个问题反而越来越清晰——看清了肿瘤，并不等于看清了患者。
一个人的疾病体验，既发生在组织和细胞里，也发生在他的意识、关系和生活里。真正复杂的地方恰恰在于，这些层面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身体的变化会改变情绪，情绪又会影响行为；治疗改变了疾病，也会重新塑造一个人的生活。过去被分别归入肿瘤科、康复医学、心理医学乃至社会支持的这些问题，最终都落在同一个人身上。
这或许也是整合肿瘤学真正值得探索的方向：不是让不同医学体系彼此证明谁更正确，而是重新按照患者的完整疾病经历来组织医疗。医学最终要整合的，不只是技术，更是对“疾病是什么”的理解。
这也许才是“看见人”真正困难的部分——不是承认人有情绪，而是有一天，医学能够像测量肿瘤一样，认真测量一个患者所经历的完整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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